根源性典籍，我們大概可以用“三、四、五”這三個數(shù)字來加以概括，就是三玄、四書、五經(jīng)。三玄是指《老子》《莊子》《周易》；四書是指《大學(xué)》 《中庸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；五經(jīng)指的是《周易》《三禮》《書經(jīng)》《詩經(jīng)》，還有《春秋》(三傳)。加起來是多少呢？12本。在這12本書里，五經(jīng)里面的 《周易》跟三玄里面的《周易》是重復(fù)的，減掉一個，等于11本。另外，四書里面的《大學(xué)》和《中庸》其實是《三禮》里面的《禮記》中的兩篇文章，如果把它 們再放到《禮記》里面去，又少了兩篇，等于9本，這9本書就構(gòu)成了中國本土原生儒道文化的根源性典籍。

　　佛教傳入中國，并成為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主體結(jié)構(gòu)中的重要部分之一，它的一些典籍在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。從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比較普 遍、比較深遠這一角度，相對應(yīng)于中國本土原生儒道文化原典“四書五經(jīng)”，佛典中最值得重視的是“九經(jīng)”、“三論”、“一錄”。九經(jīng)指《金剛經(jīng)》(及《心 經(jīng)》)、《法華經(jīng)》《華嚴經(jīng)》《阿彌陀經(jīng)》《涅槃經(jīng)》《維摩詰經(jīng)》《圓覺經(jīng)》《楞嚴經(jīng)》《六祖壇經(jīng)》；三論指《中論》《成唯識論》《大乘起信論》；一錄指 《景德傳燈錄》。

　　毫不夸張地說，如果不了解這些根源性典籍，就很難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；反過來，即使了解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，但不能將它們統(tǒng)攝到這些根源性典籍里，也把握不住中國文化的理論基礎(chǔ)和核心價值觀念。所以，這些根源性典籍是我們把握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的必讀書。

　　近代以來，中國學(xué)人思想也在不斷變化，最初嚴復(fù)、康有為這代人，借用西方的一些理論或是名詞概念來詮釋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一些思想和理念。之后的一 代學(xué)人，開始慢慢用西方的理論體系重新構(gòu)建中國的思想，用西方的價值觀來詮釋中國的價值觀，使得中國文化本來的含義漸漸被消解了。中國文化越來越洋化了， 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醫(yī)西化，用西醫(yī)的理論把中醫(yī)的精髓一點點給消磨掉了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更需要從源頭性的典籍入手去體會中國傳統(tǒng) 文化，而不應(yīng)該直接從現(xiàn)代人的詮釋中去追尋。因為現(xiàn)代人的詮釋已經(jīng)很難把握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了。

　　黃海貝：我注意到，您在闡述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時，強調(diào)人文精神是它最主要和最鮮明的一個特征，而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為根本，為什么？

　　樓宇烈：早在西周時期，中國的典籍里就有“人為萬物之最靈最貴者”這樣一種思想。所謂“最靈”，就是最有靈性的；“最貴”，就是最重要的。萬物 中間什么最重要呢？就是人。在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，人被認為是直接參與到天地的變化中去了。如果沒有人的參與，這個天地的萬物是無序的，所以天地跟人并列為 三，稱為天地人三才。

　　荀子說：“天有其時，地有其財，人有其治。”人為什么能理萬物呢？荀子認為關(guān)鍵是人有禮義廉恥這樣一種倫常關(guān)系。這種關(guān)系確定了人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分工，由此就能形成一個有效的群體，可以發(fā)揮集體的力量，能支配萬物，治理萬物。

　　人文這個詞，最初出現(xiàn)在《周易》里：“剛?cè)峤诲e，天文也。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；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后來，許多思想家和學(xué)者對這句話作了解釋。比如說三國時魏國的王弼就解釋說：“止物不以威武，而以文明，人文也。”

　　顯然，人文就是不以武力，而以一種文明的辦法，以詩書禮樂來教化人民，由此建立起一個人倫有序的理想的文明社會。這便形成了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兩個 十分顯著的特點。一是高揚君權(quán)，重視師教而淡化神權(quán)。中國古代最崇敬的是“天地君親師”，“天地”是萬物的生命之源，“親”是某一類生命的來源，代表的是 某一類的祖先。而“君”和“師”是教化的根源。在中國文化中，那種至高無上、全知全能的神是沒有的。在中國歷史上，神權(quán)從來沒有超過王權(quán)。二是高揚明道正 誼，強調(diào)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。既然人在天地萬物中是最有主動性和能動性的，那么人自身的提升就是最根本的。所以在中國文化中，明道、正誼、節(jié)制物 欲、完善自我的人格這樣一些觀念深入人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