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年12月12日爆發(fā)的西安事變，對中國歷史的發(fā)展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，在事變發(fā)生前的12月9日，蔣介石寫信給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，密囑《大公報》發(fā)表剝奪張學良、楊虎城兩將軍“剿共”兵權由蔣鼎文取代的消息。是時張學良任西北“剿匪”副總司令兼代總司令，楊虎城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軍總指揮，軍事上歸張節(jié)制，張授楊擔任宜川方面“進剿”任務。

　　蔣介石的密囑內容如下：

　　力子主席兄勛鑒：可密囑駐陜《大公報》記者發(fā)表以下之消息：蔣鼎文、衛(wèi)立煌先后皆到西安。聞蔣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，衛(wèi)立煌為晉、陜、綏、寧四省邊區(qū)總指揮。陳誠亦來陜謁蔣，聞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云。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，西安各報亦不必發(fā)表為要。

　　中正十二月九日

　　邵力子及時向《大公報》記者傳達了蔣介石的密囑內容。1936年12月12日《大公報》在要聞版刊出該報駐西安記者按蔣介石密囑內容發(fā)給報社的專電，四行標題：《陳誠指揮綏東軍事、蔣鼎文負責剿共、任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、衛(wèi)立煌為晉陜甘綏四省邊區(qū)總指揮》?！洞蠊珗蟆酚么筇栕?ldquo;蔣鼎文負責剿共”做主題，點明了蔣介石密囑的主要意圖。電文如下：

　　(西安十日下午八時專電)蔣委員長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，衛(wèi)立煌為晉、陜、甘、綏四省邊區(qū)總指揮。陳誠日內赴太原，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，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。邵力子、楊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樓宴來陜將領，邀各界作陪，到六十余人，盡歡而散。陳調元十日晚到西安。蔣鼎文對剿匪總司令職表示謙辭，但愿短期內在陜幫助進剿。據(jù)聞殘匪之消滅僅屬時間問題。

　　蔣介石常用通過在國內外有很大影響的民營報紙《大公報》，事先發(fā)布解除軍政人員職務的消息，在輿論上造成既成事實，1933年蔣介石要解除楊虎城陜西省政府主要職務，《大公報》即先于1933年5月1日刊載：“(上海三十日十時專電)各省主席調動確內定……邵力子主陜。”楊虎城突然獲此消息，立即向行政院提出辭職。1933年5月5日《大公報》發(fā)表《國府任命陜甘兩省主席行政院昨開臨時會》：“(南京四日下午六時發(fā)專電)四日行政院臨時會議，議決準楊虎城辭陜西省政府主席職，并任命邵力子繼任陜省府主席。”“(南京四日下午六時發(fā)專電)國府四日命令……陜西省政府委員會兼主席楊虎城呈請辭職，以便專理軍務，情詞懇切，楊虎城準免陜西省政府委員會兼主席。此令。……任命邵力子為陜西省政府委員。此令……任命邵力子兼陜西省政府主席。此令。”

　　蔣介石和《大公報》總編輯張季鸞有特殊關系，張季鸞被稱為蔣介石的“布衣宰相”。蔣介石每有重大舉措，張季鸞多有參與。1936年12月4日，蔣介石由洛陽返回西安，準備在西安召開西北“剿共”軍事會議，部署西北“剿共”，南京政府一批軍政要員陳誠、蔣鼎文、衛(wèi)立煌、陳調元、朱紹良等陸續(xù)到達西安。12月5日，張季鸞到華清池訪蔣，告以西安謠言甚盛，流行的政治氣氛以“停止內戰(zhàn)，聯(lián)共抗日”為標志。蔣說：“我來西安的目的，就是要平息東北軍、西北軍的分歧論調。”從6日起，蔣介石依次召見陜西省主席邵力子及東北軍、第十七路軍軍師長以及高級將領，而張、楊并未邀請參加，致使張學良、楊虎城產生疑懼。

　　張學良、楊虎城與張季鸞、大公報社、《大公報》駐西安分社的記者都有密切聯(lián)系，當張、楊獲悉《大公報》將發(fā)表蔣介石剝奪他們兵權的密囑，在此危急關頭，張學良、楊虎城緊急密商后，決定12日晨對蔣委員長實行“兵諫”。當時，蔣介石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，一般均稱“蔣委員長”。